实践中,我们大都遇到过所谓的“敏感问题”。“敏感问题”是一个模糊概念,虽然没明确的界定和清晰的边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敏感问题背后往往是利益问题,一旦被触及,会造成特定的人或群体较为激烈的反应。除了个人敏感问题和国际交往中的敏感问题之外,大量存在于我们政治生活中而且可以让我们关注的是公共权力部门的敏感问题。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有记者到湖南省衡阳市采访住房公积金制度建设情况,不料市政府个别领导和有关部门却明推暗阻,讳莫如深,负责人以公积金属于“敏感”问题为由,拒绝介绍情况。现实中,类似敏感问题比比皆是,它们通常有三个主要特征。其一,从范围来看,敏感问题往往维护的是个别人或群体的利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如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等问题不需要避讳什么,这样一些问题不仅构不成敏感问题,而且需要大力宣扬,深刻讨论,使其深入民心。其二,从目的来看,设置敏感问题主要是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谈论这样的一个问题,因此,那些不便于公开说明、公开讨论的事情,往往都被冠以“敏感问题”予以回避。其三,从影响来看,敏感问题表面上可能与广大群众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关系,但是,敏感问题解决的效果是群众观察领导干部和权力部门公信力的一个重要“窗口”,所以人们往往对其密切关注。
虽然敏感问题的多少不能简单地与政治文明程度高低划等号,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如果国家权力部门处处设置敏感问题,那么,起码说明民主发展、政治透明的程度还不够高。这是因为,按照敏感与否的标准来划分,所有的社会问题能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敏感”的问题,能采用民主的办法来进行讨论解决;一类是“敏感”问题,只可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谈论,不宜采取公开、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两类问题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显而易见,敏感问题越多,不敏感问题就越少,那么给予人们公开讨论、民主协商的机会和权利就会越少。在一些民主政治发达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很少出现“敏感问题”的字眼,而以敏感问题为由拒绝对其说明、回答和解决的情况更是极为罕见。甚至相反,这些国家的记者、媒体、公民组织,甚至议员专门挑出一些在我们看来绝对属于敏感问题的事件来诘问政党、质询领导、弹劾总统。我们绝不是对西方政治运作模式顶礼膜拜、照搬照抄,但是我们同样不能拒绝和排斥外国政治文明中符合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潮流的先进经验。事实上,在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又何尝不是经历了敏感问题众多的时期。西方在中世纪时期,凡是威胁到封建教皇统治地位的问题都被冠以敏感问题,甚至“太阳是中心,还是地球是中心”都成了当时极其敏感的问题,布鲁诺正是由于触动了这根敏感的神经而被送上了断头台。处处设置敏感问题成为专制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
个人敏感问题再多也无可非议,因为这属于私人领域,不可能影响其他民众的权益;而在公共领域设置过多的敏感问题却值得商榷。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时时处处都存在着敏感问题,人们草木皆兵、噤若寒蝉,唯恐触动这根神经,始终怀着恐惧的心态工作生活,毫无疑问,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生机和活力的。小到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如果总是以敏感问题作为回避、搪塞、推诿的理由,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能说,那个问题不敢碰,那么,无论如何也难以调动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更谈不上创新与发展。“”可谓中国历史上敏感问题最多的时期之一,人们生活在一个“时时有危机、处处有陷阱”的政治环境和氛围之中,唯恐一不小心说出敏感字眼、触及敏感神经。正是由于过多过滥的敏感问题的存在,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维创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彻底背离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历史总是以其特有的方式表现着规律性和真理性,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脚步在哪里停住就会从哪里开始。发生在三十年前的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无疑成为当时解放思想、破除僵化思维的重要里程碑。这场发生在人们灵魂深处的思想大解放,并非从时刻挂在人们嘴边、敢于公开讨论的普通问题入手,而恰恰正是从“用领袖说过的话检验真理,还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如此敏感的问题开始展开讨论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谓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正是以他那敢于触及重大敏感问题的巨大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打破了禁锢人们多年的落后思维方法,开启了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崭新局面。古今中外,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反复证明,人为设置过多的敏感问题往往无法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相反,却成为限制人们思维创新的“拦路虎”,成为阻碍民主发展进步的“绊脚石”,成为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冠冕堂皇的“幌子”;民主发展程度越高,敏感问题就应该越少,换言之,敏感问题减少的过程就是政治透明度增大的过程。
今天,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历史给予我们的机遇十分难得,稍纵即逝。如果咱们不可以抓住机遇而丧失机遇,造成的损失将难以挽回。党的报告鲜明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宝”。解放思想需要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加以综合思考,需要从制度、体制和机制方面加以推进,然而,首当其冲的是我们党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要跟上时代潮流,在学术思想、改革实践等所有的领域中,不过多地设置敏感问题,尽最大努力解决敏感问题。
一是要相信群众,增强解决所有敏感问题的信心。过多敏感问题的存在,一个重要的缘由是担心出乱子,害怕没办法掌控局面,从根源上讲是没有充分地相信群众。在人们的市场意识、民主意识、科学意识、创新意识、和谐意识普遍得到增强的今天,我们没必要再遮遮掩掩,可完全对一些所谓的敏感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公开地探讨,旗帜鲜明地引导群众正确认识问题的实质。“理论只要彻底就一定能说服人”,有党和政府的正确引导,有广大群众的拥护、信赖和支持,没有一点问题能够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
二是要出于公心,把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为人民服务永远是光明正大的,为群众谋福利的事情永远不有几率会成为敏感问题,因为它不需要向群众隐瞒什么,讨论越彻底越好;相反,那些为少数人或个别人谋取既得利益的事情,往往成为敏感问题的首选对象。出于公心,无欲则刚,就没什么担惊受怕的事情;私利心重则难免谨小慎微,处处设定“禁区”。
三是要主动出击,以解决敏感问题的决心和实际效果取信于民。改革创新的起点往往需要从敏感问题入手,而不是从一些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开始。在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伟大实践中,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越是敏感问题,群众越会关注”,要强化“越是敏感问题,越要敢于触及”的观念,不绕开、不回避、不害怕敏感问题,主动曝光敏感问题,以坚强的决心、有效的举措和满意的成效取信于民,让敏感问题不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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